作者：胡乃斌（鲁迅美术学院副教授）；焦琳（鲁迅美术学院讲师）

　　当前，“地域美术”的相关议题在学界受到广泛重视，这能够为中国现代美术的存在形态、演变历程及其审美规律研究，开辟出一个“在地性”的考察视野。中国美术的发展进程始终与地域性紧密相连，独特的地域特征、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催生了多样化的美术生态。地域视角的引入是对中国现代美术总体景观的补充与完善，有助于深入挖掘与系统梳理中国美术发展的逻辑与轨迹。

　　重视本土文化精神

　　地域美术并非狭隘地指涉艺术家所在地域的艺术样态，它与当地的本土文化紧密相连，不仅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更体现出地域背后的文化精神与民族特质。中国现代美术的发生、发展和特性，始终受到这种“在地性”的影响。

　　可以说，各地域的本土文化艺术精神在中国美术现代化之路中始终是中国经验的表征：岭南画派“折衷中西、融合古今”的艺术宗旨不仅彰显了广东文化艺术的勃勃生机，更体现了站在中西文明、古今文化交汇点上的中国美术总体境遇；抗战期间艺术家群体赴西北写生，他们塑造出的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形象，对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进程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地域美术实际上也是时代美术的微观映射，两者之间能形成互补性的观照关系。当前，新材料、新技术和更加丰富的社会生活为美术创作带来了更多可能。各地艺术家应关注广阔的时代背景，发挥地域特色，创作出从内容到形式上具有深度和高度的艺术作品。

　　此外，通过对各地域本土文化精神的深度剖析与独特表达，不仅可以开辟理解中国现代美术的新视角，还能够挖掘出那些在以往美术史叙事中被忽视或边缘化的创作资源与作品，从新的维度揭示其含义与价值。

　　比如，地域美术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常展现为民间或乡村文化形态。这些民间美术传统，不仅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也是现代艺术探索发展的重要根基。延安木刻是民间艺术滋养现代美术的重要案例，它的成功表面上归功于借鉴陕西民间剪纸与木版年画的叙事语言，实质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艺术家审美观念转变的结果。作为乡村艺术的代表，剪纸与年画在农民群体中保持着良好的艺术传统，将这些民间艺术的方法和精神运用于现代美术创作之中，呼应了“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这一主旨。

　　汲取地域审美经验

　　地域不仅为人类提供基本物质条件与空间环境，更是人类情感与意义的投射场所。因此，人类经验的形态、演变和特征均与特定的地域相关。不同的地域文化塑造出了不同的审美经验，既成为艺术创作的源泉和基础，也是艺术审美的前提和背景。

　　一方面，地域美术的创作往往具有“散点透视”的文化视角。那些根植或浸润于不同地域文化的艺术家们，自然倾向于从他们最为熟悉且深刻理解的周遭环境中汲取灵感与素材，旨在以最真挚的笔触描绘出当地人民生活的鲜活图景，这对美术创作风格的形成往往起到关键作用。不同地域独特的自然环境为美术创作注入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基因，从而孕育出不同的“风景”描绘现象。比如，许多东北艺术家以漫长而寒冷的冬季为切入点，再现了众多发生在该地区的历史事件和场景，利用严寒的景象进一步增强作品的主题表达。另外，地域背后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等多重因素，共同构成了各地独特的文化特质，这些文化特质亦反映在艺术作品的美学语言中。同样以东北题材美术作品为例，表现抗战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深刻刻画了东北军民的抗争精神；北大荒版画表达了东北人民的顽强生命力和开拓精神；围绕工业和农业题材的大量美术作品展现了东北人民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另一方面，从接受角度来看，地域美术也契合了“喜闻乐见”的特征。地域审美经验赋予艺术作品深刻的文化底蕴，更准确地表达出符合本地社群的感情、知识和价值认同。作为一个地域广袤、民族众多的国家，中国的美术版图也蕴含着各地、各民族的地域文化因子和独特风貌。以国画流派为例，地域画派在中国现当代艺术领域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福建画风以其对色彩与结构的独到关注著称；浙派在传统文人画的基础上展现出别样的延续与差异；巴蜀画风融合了诡谲与野逸之美；关东画派坚定地立足于现实主义基调之上。这些画派不断从各自地域的文化根源与美学积淀中汲取养分，形成了更具地域气质的艺术创作语言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力求实现地域审美经验与时代精神的和谐共生。作为连接人民心灵与思想的媒介，美术在地域文化的滋养下，持续满足着各地人民日益丰富的审美需求。